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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

出处: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9-10-05   您是第 位浏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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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发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孕育起来的。五四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人民革命从此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不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性质从此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虽然发生于1919年5月,但究其远因,却要追溯到五四以前的中国社会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先谈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1916年6月,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袁死后,因反袁而流亡在国外的各方面人士纷纷归国,国内政治、思想、教育界的一潭死水由此动荡起来。可是一个袁世凯虽死,而众多的“袁世凯”出来了,中华民国依然如旧,武装还是军阀的武装,政权还是军阀的政权,并由此还引起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封建余孽辫子兵张勋还曾在1917年7月,挟清朝废帝溥仪宣告复辟,虽然不久即被消灭,但国脉又多受了一次摧残。孙中山先生想在黑暗中打开一个局面,曾于1917年8月下旬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孙中山本人被选为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终因缺乏正确的革命方针,以致南方也发生了分裂,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来说,南北完全一样。孙中山先生也只好在1918年5月去职赴沪,开始写他的《孙文学说》去了。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候,独自侵略中国,曾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条约,以此作为交易,帮助袁世凯做皇帝。袁贼称帝心切,二十一条亡国条约,除其中的第五款以后商量外,其余均接受了。袁世凯死后,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段祺瑞打败了张勋。为了攫取中国政权,段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继续承认了二十一条,获得了日本的大借款。日本帝国主义参加了欧战,站在协约国一边;我国也参了战,也是站在协约国一边。日本借口德国为敌对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同盟国,日本和我国都是协约国,协约国与同盟国为敌对国),自行出兵我山东,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德国在我山东的权益,据为己有。事为我留日学生所知,极端反对,1918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抗议中日秘密协定,被日本警察拘捕多人。全体留日学生对日抗议,罢课回国。

  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倍受压迫,在为国家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过程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经常站在斗争的前列,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中华民族又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革命力量的推动下,国内外学生都不能安心求学,于是他们行动起来了。这次的主力在北京大学。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创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前清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一所最老的大学,到五四运动时已经有21年的历史了。它有文、法、理、工、商五科和预科,学生约一千八九百人。1916年以前,校风很腐败,学生年纪大的相当多,做了举人秀才的学生也还有,校内工友称呼他们是“老爷”,以后也称他们为“先生”。学生宿舍只有马神庙西斋、沙滩东斋和北河沿八旗先贤祠(以后为译学馆,最后改为北大预科)三处,大部分学生在外面寄宿,住公寓。学生不穿制服,也没有制服,一般是长袍马褂,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整个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是马神庙理科有一座古老的藏书楼。学生中除少数死读书之外,打麻将、捧戏子、逛八大胡同,成为风气。当时北京社会上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就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偶一发生问题,就写出大字报一样的揭帖贴出来,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花花绿绿,贴满墙壁。这是当时北大的一般情况。

  1916年冬⑴,蔡元培来到北大。蔡是清末的一位翰林,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南京临时政府,做教育总长,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蔡到校不久,宣布他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等等,这在当时发生过一些进步作用。他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由于他的“兼容并包”,北大在他来以后,就包括了几种类型的人物:

  第一是《新青年》方面的人物,即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也聘请了鲁迅、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以及以后的李四光、顾任光等这些当时所谓“新人”来校任教。还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聘请了章士钊做图书馆主任。章不久即辞职,推副主任李大钊代替。李大钊是日本留学生,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办反袁的《甲寅杂志》(即“老虎报”),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面写文章。陈独秀以后又在上海办《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就把《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当时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大概在1917年秋,胡适由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诸人之稿。他们虽然都是在《新青年》里面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可是从政治见解上彼此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陈独秀尽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其实质依然没有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虽然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它一定限度的进步意义,尤其白话作文方面。可是这种文学改良运动,如果离开了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方向,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做基础,那就决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革命意义。这种现象只有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也只有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在1918年10月所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面,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卓越的文章之后,才引起本质上的变化,才真正开辟出一条中国新民主启蒙运动的康庄大道。不过,当时社会上介绍这一方面的材料还不够多,报纸上报道的也不翔实,反动派常把“布尔什维克”译成“过激派”。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协约国胜利了,德国失败了,中国因为参加了协约国,有些人竟然把自己也看成是什么“胜利国”,一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高唱入云。受美英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被宣扬成“民主的象征”。留美归国的杜威的学生蒋梦麟曾把它翻译出来。北大学生傅斯年为讨好胡适,自夸说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胡适与李大钊在政治立场、观点上就有很多冲突,如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同时他自己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参与;胡适则站得远远的,并主张20年不谈政治。过去曾有过“胡适领导五四运动”的荒谬说法。必须指出,当五四运动发动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更谈不到什么“领导五四运动”。可是五四运动的怒潮,却真是把胡适吓倒了。当胡适由家里回到北京的时候,北大和其他各校学生还正在罢课,胡适曾出面劝说学生复课,结果被学生严正地拒绝了。胡适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动师生有愿去者签名,追随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马叙伦、刘文典对此大不以为然,刘还把傅、罗签名的事告诉了陈独秀。陈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胡适的如意妙算没有成功。这时胡适还想方设法用蔡元培、陈独秀的名气来抬高自己。他说北大是由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个老兔子是蔡元培(蔡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按十二属相,卯是属兔的),一个是中兔子陈独秀(陈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也是属兔的);一个是小兔子即胡适自己(胡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也是属兔的)。一时传为笑谈。在胡适影响之下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徐彦之、毛子水等,办了一个《新潮》杂志,后来参加的还有汪敬熙等。《新潮》杂志在出版时自吹自擂,刊登广告自称是“北京大学之新潮”。由于胡适的关系,北京大学每月出大洋400元作为《新潮》的津贴费用。这个刊物主张白话作文,偏重于文字改革运动,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之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于反侵略、反卖国的运动却起了不少的反作用。

  第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校长到校后,聘请了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煜瀛)来北大教生物学,聘请了吴稚晖(敬恒)当学监。李石曾只来了很短的时间,吴稚晖来到学校尚未正式就职,无政府主义思想就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李、吴这帮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黎开豆腐店,办了一个刊物叫《旅欧周刊》,褚民谊做编辑(以后当汉奸),经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思想,鼓吹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有人翻译了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的著作。蔡元培本人当时也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就助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学生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水平低,又有社会上这些“名流”来鼓吹提倡,所以北大在最初一个时期,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还不少。记得其中最活跃的有(黄)凌霜、(区)声白、(赵)太侔等人。他们在当时都是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的人,所以他们的名字上多半不冠姓。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我们组织的学生爱国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改为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21日的示威请愿运动,北大学生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的人是不参加的。

  第三是“国故”派的人物。学生中有张暄、伍一比、罗常培等。教员方面原有拖着一条大辫子的辜鸿铭,年轻的英文教员、“探艳团”团长徐佩铣,当时的文科学长夏锡祺等。蔡元培来校后就把他们排除出去了。当然,蔡之排除顽固守旧派,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彻底的,他也把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申叔)聘来当文科教员,条件是不谈政治。他还把清朝遗老、投什刹海“殉节”而死的梁巨川之子、投考北大未录取、年仅二十二三岁的梁漱溟,找来教印度哲学。以黄侃(季刚)、刘师培等人为首的“卫道派”,反对白线月刊行了《国故月刊》。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成立了很多社团。像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图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等。同学集股办的消费公社,在马神庙路北,后来“未名社”还用过那个房子。还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期间,每星期日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对它特别重视。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衡恪)、音乐家萧友梅、刘天华都网罗在这些学会之中。21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后来并资送他往法国学画。还有些活动,今天的青年听来是要好笑的,如静坐会,每个人带一个蒲垫,去听蒋维乔(竹庄)的讲演。一时学校的空气甚为活跃。

  此外,蔡元培还发起了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入会的称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它以消极的“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尤其是针对北大学生的恶习,表现了蔡元培的“道德救国”和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

  这是五四运动以前,在蔡元培校长的“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北京大学形形色色的各派政治思想的一个概况。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这件事立即引起北京学生的积极响应。5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龚德柏等到了北京,与我们见面。经过几天的奔走酝酿,北京学生于5月21日发动了向统治当局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有北大、高师、高工等学校2000多人。当时推出向公府(即)请愿的代表8人,其中北大3人: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但是,这次运动出于仓促,准备不够,又因学生从来不问政治,因而没有发生所希望达到的影响。同时,北京大学思想不一致,内部有一帮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此次学生爱国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我们“要纠众造反,向政府请愿示威”,“这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人这种卑劣无耻行为,受到了蔡校长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学生的鄙视,同时也给了我们以教训,使我们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

  这次的游行请愿运动,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却因之组织起来了。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暑假中,派出了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以通声气。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学生已经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到会的人很多,我记得有:马骏(工专学生)、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叫张太雷)等人。正当欢迎会开得很热烈的时候,张传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个小指头砍掉了,以此来激励国人。他们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由日本归国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了。这时也出来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找到了康生,他当时名张绍卿,又名张三洗,我们同他谈了发展组织的事,没有开会。由济南转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们组织了文化书社。我和恽代英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虽是初次见面,但仿佛很熟,真是一见如故。由武汉到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以及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也找到了湖南林祖烈(林伯渠之弟),以及其他多人。最后到上海。上海学生方面有复旦的狄侃、程学瑜(以后改名为程天放),华侨学生何葆仁,圣约翰的瞿宣颖,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沈策民,以及南洋公学的恽震、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等人。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上海妇女方面的人特多,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五四以后也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拜会了同情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恺、朱执信先生。他们到上海以后还办了一个周刊《星期评论》和月刊《建设》,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这时往来于京沪,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他团结了男女青年数十人,其中有蔡和森、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女会员有向警予、李思安、周敦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报考在职研究生?发展前景怎么样?。劳君展、蔡畅、杨润予等。这时,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办了一个《救国日报》。我们有事就互相商量,于工作便利不少。同时,上海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7月的某一天,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大会,并欢迎我们,到会的有几千人,有工商各方面的代表,会开得甚为热烈。还邀请了北京学生代表报告情况。我们在上海停留了20多天。这样总算联系好了。我们还派人到广州联系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会非常议会议员。也派人到湖南岳州联系了湘西镇守使冯玉祥将军,因为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由于我们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因之也都加入了学生救国会,这个学生救国会就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我们于9月初返回北京。

  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北大的学生救国会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新潮社的成员以前是不参加学生救国会的,五四后,在李大钊的促进说服下,他们参加了运动,并派罗家伦、康白情为代表,参加了北大学生会。无所属的陈公博、狄膺(福鼎)也参加了北大学生会。

  为了加强联系,做好宣传工作,学生救国会筹备出版一个刊物《国民》杂志,经费由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每人出五块大洋,共凑了1500 余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可见大家热情之高。因为办这个杂志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不是谈文学革命,参加的人又不限于北大的学生,所以北大当局不让我们在北大校内挂牌子(虽然北大的同学参加的很多)。我们只好在北池子骑河楼路南一所房子里租了一大间房子,通信、开会、讨论问题都在这里。原定于1918年10月杂志正式出版,但在筹备就绪之际发生了问题。学生救国会管理会费的学生鲁学祺,竟挪用了会费五六百元,使刊物的出版受到了影响,只得推迟于1919年1月1日出版。

  据我所能记忆,担任编辑的有邓中夏(康)、黄日葵、高尚德(君宇)、陈宝锷(剑修)、陈钟凡、马骏、许德珩以及张国焘、段锡朋、孟寿椿、易克嶷等。还约请了李大钊做我们的指导,约《京报》主笔邵飘萍和画家徐悲鸿做我们的顾问,并约杨昌济(怀中)为我们写文章。尤其是李大钊经常给《国民》写稿,他有两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就是在《国民》杂志上发表的。邓康(中夏)同学用“大壑”的笔名每期都为杂志撰述“国内外大事”,介绍国际新闻。《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宣言》译文连载);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宣言》在《国民》上没有全部登完。李泽彰后来由胡适介绍给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成为王云五的亲信了。

  《国民》杂志最初是用文言发表文章,因为它是全国性刊物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容易接受。五四以后的《国民》杂志就改为白话文了。

  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平民教育讲演团和所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于1919年3月成立。事先酝酿很久,先是北大学生有“校役夜班”(即工人夜校)之设立,目的是为校内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效果良好。以后改成讲演团并扩大到校外,成为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北大学生以及他校学生有很多人都参加了。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在成立会上推选了职员,邓康(中夏)同学被选为总干事。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就经常到街头群众中间讲演。出发时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有时也不事先选地点),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宣讲办法,携带一面小铜锣,到人多而适当的地方,主讲人站得高一点,另一个人打起锣来,于是就开讲起来。庙会是我们最好的讲演场所,可是常常被警察干涉。这个讲演团到就成了学生会的一个组织,参加的人多了,几乎每天都要到街头去讲演,或贩卖国货和书报。

  学生救国会本身这时也有了发展。上次的示威请愿运动只有男学生参加,没有女学生,也没有工人,于是大家讨论,认为这应归咎于受了孔子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劳动民众)为难养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小人,无小人莫养君子”。由于孔子轻视妇女与劳动人民,提出劳动人民应当养活贵族老爷而贵族老爷应当统治劳动人民的这种言论,因而使大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礼教”的口号,并要求北大开女禁,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以求达到中国妇女的线年之间,为此事北大校长蔡元培还同林琴南(纾)打了一场笔墨官司。此时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女生,可是中国妇女因为受旧礼教的束缚压迫已久,初次招收女生录取的并不多。

  还要谈一谈与五四运动有关系的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李大钊等于1918年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组织起来的。当时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体回国,国内各学校学生请愿受到反动军阀压迫而失败,因此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这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开会筹建(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李大钊和王光祈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会员最后发展到108人,主要有下列几种人:(一)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人;(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归国的一小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学校少数学生。就我记忆所及,如、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而且他们当中有好些都是起领导作用的。参加的人还有杨钟健、许德珩、章廷谦(号川岛),以及周炳琳、孟寿椿、周太玄等。后来堕落成为国家主义分子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也进了这个组织。还有参加新潮社的新诗人康白情,陕西文人郑伯奇等。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不能充作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的,也要请他退会。写《中国佛教史》的黄忏华和讨了小老婆的罗季则,就是被请退出会的。它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任主编;出版了《少年世界》,邓中夏是负责人之一。这个学会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以后虽因立场观点不同走向分裂,但在当时对于五四运动是起了很大的联系作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曾说过:“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行动,都质实的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见《蔡子民先生言行录》169页)

  少年中国学会在成立一年之后,不但和别的社团联合起来,形成了统一战线,在任务和工作方面也渐渐地由朦胧而显明,比先前更实际更具体了。在学会中李大钊又提出“主义”来。学会中的最高领导机构是评议会,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黄日葵四位都是评议员。现在看来,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虽然相当复杂,思想也极不相同,但是在当时会员中有这许多者,而且领导着这个学会,对五四运动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叙述早已不存在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因为它对于五四运动起了帮助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各方面的团结,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团结,以及全国青年的团结,而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则是李大钊。由于这样的广泛的团结,才有力地打击了凶恶的敌人北洋军阀,赢得了胜利。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所以一经爆发,就能很快地成为全国普遍的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俄国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地翻身了。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现在的中山公园。解放后改为“保卫和平”牌楼)。名流们也勤于讲演,今天你讲一套“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的理论,明天他又讲一套“公理战胜强权”。蔡元培在中央公园搭起台来,讲演“劳工神圣”。李大钊高呼“庶民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一文,原是李大钊讲演稿),欢欣鼓舞地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听众中有很好的反映。

  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4月底,巴黎和会这个强盗分赃的会议决定,要把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同时还拒绝了关于取消袁世凯与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议。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清华、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校学生代表。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定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推许德珩起草宣言。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